多年後，蕭孟能先生仍念茲在茲於他的「文星」，在復刊前曾很客氣地約我晤面，希望多聽些年輕晚輩的意見。我只能告訴他說：不同時代的難題是大為不同的，昔日的強人、警總、封閉是艱險與挑戰；今日的逸樂、多元、小眾與不關痛癢，則是另一種課題。

        往事如煙，但也並不如煙，它對我的意義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人永遠需要理想，缺乏理想的眾生只能扁平地活在現實裡。父親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與他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們，如今儘管多已作古，當初的青年也垂垂老矣，但他們的神釆魂魄，仍讓我歷歷在目，默會於心。

二、在實踐理想上，視野及寬平的心態有時候比所謂的英雄豪傑更為重要。父親在任何場合皆謹守謙讓的態度，不居功、不爭名、不計財。朋友多以溫文書生視之，但又豈知他曾在抗戰期間，以二十二歲之齡，隻身自成都步行跋山涉水，前往康藏高原地區辦理報業而有成。民國42年左右，卻因對國民黨失望憤而退黨，在那個年代被視為驚世駭俗、自絕生路。讓我記憶最鮮明的則是，在他過世後數天，兩位警備總部的人員前來家中帶人，母親告以離世，二人悻悻而返。我曾和參與捕捉雷震先生的人交談過；也曾目睹他語帶不屑地形容殷海光先生「還不是乖乖寫了自白書」，這使我領悟到人性的「無明」深重。解決這些需要方法與平實寬厚的心態，快意恩仇是無濟於事的，激情固然可以捲起千層浪，但成就並非只靠浪頭花。

        耳聞及目睹這些境遇，使我與政治保持適當的距離，在出版的選擇上也獨鍾童書。蓋成人的偏見、我執積習深重，不若與赤子袒誠相見更為有效。想想世間的因緣果報豈可輕斷，革命的豪情，絕不保證改朝換代後的昇平。昇平與文明仍然要靠一點一滴的教化積累。虛假的威權、偶像當然應該倒下，但文化、文明的質量才是民主精神的保障，而這需要長期的薰陶，不是徒具選舉形式即可奏效。就像共產主義高估了人性，資本主義又何嘗多讓，貪婪不加收斂，高舉主義大旗夸夸其談是沒用的。許多偉大深刻的道理，在幼兒時期便應厚植於心，可是許多人卻於「功成名就」「權傾一時」之際，對那些基本道理仍然無知無覺。這便是我專注於童書出版的一點因緣吧！

        除此之外，許多人並不太知道「文星」尚出版過童書，比如：「大象」、「你和聯合國」、「小鹿史白克」等有趣而知性的作品。這在當時兒童產品極為匱乏的年代來說，的確使人精神一振。記得我把書帶到學校班上借給大家傳閱時，同學渴望興奮的表情至今令人難忘。

        至於文星叢刊書籍的出版，亦是當年文化知識界的一劑甘霖，不唯拓展了台灣廣大閱讀群眾多元的視角，同時也在原本狹窄的發表園地中，提供出較為開闊的土壤。它比商務出版的人人文庫更為平易親和，字體、版式、裝幀也較具現代感，日本的岩波文庫，美國的「前導」（mentor)，英國的「企鵝」(penguin)，都啟發了它的想像。而內容也包含了思想、文學、藝術和生活。

        這些叢刊，伴我度過刻板無聊的學生時期，換來的卻是畢業後經營出版的熱情。

        回味少年往事，一個時代就這樣過去了，但我常在想，「文星」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在做了將近三十年的童書出版後，我想，文星的精神應該是成功不必在我。有沒有名，不重要，有沒有利，也不重要；誰出了名、得了利更不足掛齒，重要的是，值得做的文化素質紮根工作，有人一棒接一棒做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我想，它應該是那個時空底下，眾多因緣際會所呈現的文化面貌，正如天上的繁星點點，我們不必知道它們的大名，而穹蒼依舊燦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