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陳立峰君，字小魯，故常以「小魯」、「胡魯」為撰稿的筆名。記得幼時懵懂好奇，不明白「魯」為何意，便問父親，父親就告訴我說，立峰是站在山頂的意思，因孟子盡心篇有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他自己年少輕狂便以「小天」為號。爾後閱歷漸增，不免覺得狂妄而汗顏，所以退而以「小魯」自勉。況且孔子以「魯」興志，魯國雖小，卻可為天下之化首。
我雖愚鈍，不明究理，但父子之間簡短的對話，仍讓我印象深刻。
父親熱愛工作，早起探黑，筆耕不輟，每日上午，常見三、四位報社、電台、期刊或印刷厰取稿人員坐等家中，無論是社論、專欄、評述等文稿，只見他洋洋灑灑，一揮而就。最多至11點左右，都能一一完成，陸續交件。不喜作文的我，看在眼裡總不免納悶不解。父親的忙碌，讓家人無法常常與他有談話的機會。母親知道孩子的期待，便常對我和姊姊說，你們的爸爸是屬於國家天下的，別去煩他。語氣中有些許無奈、嘲諷，但多的是傲然與自立。
父親曾任職過數家報社，亦曾兼辦過多種雜誌刊物，其中印象最深的就屬文星雜誌了。記得小學期間，自蕭孟能先生（文星投資者）初次來家裡談話後，便不時來討論創刊事宜，每至深夜凌晨1、2時欲罷不能。後來從母親口中知道，父親是與夏承楹（何凡）、林海音夫婦應蕭先生之力邀，籌辦此刊物。夏先生與父親為當年北平華北日報同事，交誼甚篤。而蕭先生的尊翁蕭同兹先生本與父親爲新聞界舊識，故孟能先生緣此而結交。
從那時起，家中更是文化界諸先輩經年累月出入之所，老中青三代常共聚一堂，高談濶論，縱橫古今；月旦人物，臧否時事。彼時讀小學的我，儘管得天獨厚，家中坐擁數十種報章雜誌，每曰貪婪瀏覽無法自拔，但對長輩們的對話內容，常常無以串接，而只是片段、零星的半知半解。所幸經由奉茶倒水、隔牆側耳傾聽這樣精采的話語，畢竟彌補了些平日無暇於父子交流的疏離。
印象所及，「文星」自創刊開始，由於文星書店辦公空間及往返耗時等諸多不便，因而所有的編務全都在父親的大書桌上進行著，夏伯伯與伯母則經常至家中討論出刊事宜，我和姊姊最喜歡聽的就是他們兩位那口京片子的腔調，抑揚頓挫，明朗暢快。可惜的是，這情景維持了一段時間後，他們便逐漸淡出此刊物。爾後數年至父親辭去主編之職為止，一直都由其獨自承擔所有編務，除策劃選題、封面人物會與各專業領域的朋友諮商外，其餘約稿、照片、版面、印務、校對，甚至推廣等工作全部一手包辦。耳濡目染下，這對我長大後經營出版編務，確有一定的影響。其中至今最感自嘆弗如的就是他的筆勤與耐煩，海內外大量投稿者幾乎無日無之，父親皆盡可能地回函建議、討論、感謝或鼓舞後進，哪怕片紙隻字的便條式回應也不願漏掉。遙想當年，我在覬覦蒐集各方來函郵件上五花八門的郵票之餘，多少也領悟到一些人情世故吧！
有關「文星」這些編務林林總總，在父親過世時的文星第65期中何凡先生的紀念文裡亦有所提及。夏先生與海音女士是君子人也，他們的恩怨分明與不掠美，一直是我心目中尊敬與想念的前輩。在我冷眼旁觀了近五十年的歲月裡，台灣在經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巨大變遷下，如果「文星」有過一定的影響力，那也難怪總會有人以它和自身的關聯為榮，有時刻意的提及或刻意的不提及只會令人啞然。
其實社會的進步必定是眾人努力的結果；一份有力量的刊物，也是眾志成城的產物，尤其是默默付出，不為名利的中堅分子。那些在我家客廳中經常出現的知識分子們，如成舎我、葉明勳、毛子水、鄭學稼、胡秋原、方豪、馮志翔、殷海光、林金開、張繼高、胡汝森、徐復觀、居浩然、王洪鈞、夏曉華、李靈君、張隆延、朱介凡、黃華成等諸叔伯先輩，以及像李敖、陳鼓應、鮑奕明、陳麗生等較為年輕一代的俊彥，彼等或力陳己見，或沈吟思索，或面紅耳赤，在政治、輿論的低氣壓下，每欲破繭而出，亟思改變。當年作為少數能夠探討國家社會文化何去何從的討論平台，文星很快成為耀眼的明星；同時也成了權力當局眼中的焦點。猶記不下二、三回於晚餐的餐桌上，父親曾臉色凝重的對母親說：得罪當局是必然的，只是儘可能地取得釋放與平衡。如果有一天我出門未再返家，妳就帶孩子自求生路吧！當然，我們不會革誰的命，所需要做的只是耕耘與等待公民的成熟；因為一切情緒性、過份觸怒當道的言論，只會中斷這樣的努力成果。
對於雷震先生與「自由中國」的遭遇，他一直認為知識份子應該得找出另一條改變社會的道路，因此「文星」在創刊時的封面及發刊辭中即表明了它的定位：是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爾後則調整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意即不必直接衝撞政治的敏感神經，應該自下往上，以更為開濶、相對迂緩而有力度的姿態，浸潤灌溉這個一向由上而下、飽受壓抑、閉鎖、焦躁的社會。一旦具素養的文化識見匯為洪流，政局自然改觀。父親因此對待那些才華洋溢、不滿現狀的青年俊彥特別心疼與呵護，亦曾多次提及國家未來的精英，切莫斷送在齷齪的政客之手，吾輩當以大德敦化為念，莫以小德川流為喜。否則此一難得建構的媒體，極易遭到停刊。一本雜誌的存續原非什麼大事，不過在台灣當時的文化、政治悶局下，這株奮力崛起的幼苗，是需要相忍為謀，躁進反易斷送或遲滯應有的發展。
但即便如此，仍有心切者不以為然，認為邊緣策略猶嫌不足，時以鼓動風潮、立轉乾坤為尚。在那個商業、廣告沒有發展的年代，唯賴銷售量的市場算計或許也在其中，畢竟苦撐之局對理想主義的堅持與不變質，永遠是嚴峻的考驗。記憶所及，海音伯母便曾在客廳中，力勸父親不要再繼續擔綱，否則吃力之餘，絕對裡外皆討不了好。
言猶在耳，「中西文化論戰」方酐，原本為文化前景論證的美意，逐漸夾雜太多意氣言語。其中在父親過世前頗為鬰悶、遺憾的一件事還是發生了，那就是與胡秋原先生的對簿公堂。「文星」社長（蕭孟能）、主編（父）、作者（李敖）同為胡先生的被告；胡原為父親老友，李則為父親向來惜才的青年，即便出言辛辣鋒利，亦屬氣盛使然；且胡先生之為文亦不遑多讓，何苦以司法訴訟來定文化思想上的是非。此外對於李先生的文章，主編本有把關修刪之責，不足為怪；唯對於孟能先生竟在父親已將關鍵字句刪除並已付梓後，卻私下至印廠補回一事，頗覺懊惱，但在開庭時卻因多方顧慮而不願說明真相。一來實不忍李先生剛剛展露頭角之際便遭挫折；二來與蕭先生之父又為故舊之情，因此僅能以私人立場懇勸胡秋原先生諒解多方，自身辭去多年耕耘奠基的「文星」主編，希望事緩則圓。惜官司未了，人卻因心臟病突發而離世，時年不過四十五歲，「文星」自此與他恩怨俱了。當時的我，年僅十三歲，家無恆產，父親只留下一屋子老舊的書報雜誌。慶幸的是，這樣的遺產讓我在長大後反而成為出版資糧。
後來自母親口中得知，當初父親最耽心的就是，表面單純的訟案，如果恨意太深必然會讓政治力有機會介入。這對缺乏背景人脈的一方甚為不利，甚至好不容易播下的種子，亦可能遭到剷除，這對台灣整體文化的發展是極為不值的事。
令人遺憾的是，「文星」後來果然還是遭到停刊的命運。或許，它已完成了階段性任務；或許，多元、深邃、理性的對話場域永嫌不足，因為文明通常來得很慢，一不留神，粗鄙野蠻就迅速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