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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噶瑪蘭》作者後記:《少年噶瑪蘭》的背景故事


作者後記
《少年噶瑪蘭》的背景故事
文/李潼
 
        《少年噶瑪蘭》在《自立晚報》本土副刊連載的一百五十天期間,陸續有多位文友、讀者,表示希望能知道這部小說的寫作背景。照原定的寫作計畫,九萬八千字的《少年噶瑪蘭》應該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底完稿。這樣的約束,有幾個意思:《少年噶瑪蘭》是我辭去公職,專事寫作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想知道動筆前做的時間預估,能有幾分準確;另一個有趣的想法是:希望《少年噶瑪蘭》的完稿,作為自己迎接四十歲的賀禮。
        終於到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清晨,我才寫下《少年噶瑪蘭》終結的第二十章,最末幾句話:「他緊握住三支山豬牙,讓它們實實在在地鑽刺掌心,終於痛得笑起來。」時間稍有延誤,幸好相差不多,只是末了十天的寫作量大增,反增加了出版前的修訂工夫。
        《少年噶瑪蘭》從構思、擬綱要,到起筆,完稿期間,有關噶瑪蘭人的尋根活動,竟彷如冥冥中被安排約集,一個接一個的,在停辦四十多年後,陸續展開。許多背景材料的訪談,就這樣得來不費工夫。
        《少年噶瑪蘭》的小說背景,主要在一八○○年的噶瑪蘭平原頭圍(頭城)和加禮遠社(今冬山河出海口沙丘下的季水村),藉由一位一九九一年的現代少年玄奇的尋根之旅為主線,展現來自中國大陸漳、泉、粵各族和先住平原的噶瑪蘭族人的互動消長,一個古今交錯的初戀史和新舊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以及一段淒美壯麗的移墾史。
        這樣一個龐大的小說背景,在臺灣的少年小說界,幾乎不見前例,這對於我的學養認知、文學技法和寫作毅力,都是一項挑戰。這種「艱難感」,並不是在構思之初發現,而在匯集大量的背景材料後,即將著手寫作之時,整個人反陷在豐富得龐雜無序的材料中,既驚且喜的茫茫然。這種焦灼長達半個月,險些讓這寫作計畫,在茫然中放棄。
        在這無所適從的期間,我採取「自然療法」,幾次到故事背景的兩個主要地點,冬山河口的加禮遠社和草嶺古道,站在那裡的沙丘頂上或山巔埡口「看風景」。我在那個寂靜高處,試著將所有材料放掉,重新思考「我為什麼要寫這個題材?」、「最早感動我的人、事是什麼?」釐清原點、鞏固意念,讓一切重新來過;這方法顯然可行。
        從寫作材料的累積,到情節走向的編排,我採用卡片、筆記、攝影、錄音、影印、剪貼,大致分類後,加以瀏覽,再依年代順序整合。經過「混亂期」再到主要情節浮現這期間,我完全利用「冥想」擬定綱要,同時將主、配角人物,時間軸心及情節的副線確定。撰寫學術論文的那些材料整理方式,對於小說所著重的人物刻劃、性格浮現及情節的微妙串連,極有可能導入過於清晰而顯生硬的危險。
        我原想將這些主情節用圖表規畫,並撰寫人物的性格形象為備忘,幾度嘗試,又都放棄了,我只記載八、九處重要轉折,其他細節放在心上。每天傍晚到住家附近的歪仔歪社區活動中心運動,和一群體能充沛的高中生打籃球鬥牛,每天汗流浹背地在那大草坪吹風納涼,讓《少年噶瑪蘭》的情節和人物,在這種大好黃昏中一再搬演,在寬鬆的精神狀態下,讓情節和人物自然鮮活。雖然天衛文化的陳衛平和沙永玲以及《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的林文義,一再探詢催促,我仍等到整個小說的感覺飽滿了,動筆寫作的趨迫感充足了,才徹底整頓書桌,備便三本全新稿紙,在三月中下旬著手。
        《少年噶瑪蘭》的基本結構章節,因訴求的是少年讀者,採取的是秩序感清晰的一前一後時空跳耀方式,大致是一、三、五章在一八○○年,二、四、六章回到一九九一年,及草嶺古道主場景與淡水或加禮遠社互跳。我相信現代的青少年,對電影的蒙太奇手法有豐富的觀賞經驗,只要我在小說的主線索嚴密掌握,單一事件和文字基調加濃,即使在小說開頭幾章的「布線」鋪陳,也能讓他們保持耐心看下去。
        前五章的進行非常順利,三大「人物集團」的加禮遠社女巫、羅東潘新格和彭美蘭、淡水蕭竹友和何社商,他們生活場景的色調,各具明亮彩度,筆端在其間遊走。自己非常振奮,原定每天早上九點到十一點寫兩個小時,晚上八點到十一點再寫三個小時,字數控制在二、三千左右,這時竟有一天寫了十四小時,一天寫八千字紀錄。這種欲罷不能的情況,其實非常透支心力,明知道往後兩三天會「內傷」;但在熱頭上,也不得不放縱自己。文末的年表是《少年噶瑪蘭》故事的續篇,但年表卻是在第八章完成後便羅列出來了,因為整個故事的人物、事件及發展,早已十分明白,潘新格、蕭竹友、何社商和女巫呼吧及春天的腳步手路,言談聲嗽,甚至如影隨形,我一閉眼,就看見。
        專業寫作的好處之一是,時間能夠自己安排;但是這種自由,也不是絕對無礙的。其中仍有家庭因素、人際關係和難以推辭的會議、座談、稿約,甚至突來的訪談,讓時間滑指而過。《少年噶瑪蘭》的長篇寫作期間,我居然在同一年,仍發表了一百零七篇短文,單篇作品字數在六百到一萬字左右。《少年噶瑪蘭》完稿後,自己重看了五遍,最感慶幸的是,整體而言,並沒有太大閃失,讓自己十分驚喜。
        歷史小說的撰寫,困難不在史料的收集,而是觀點的選擇,和如何讓人物立體起來;如何讓遙遠的史實,仍保新鮮感;虛構的成分如何與史料交集疊合,而仍有真實感。歷史材料,大抵平面地陳述人和事,小說則不然,它必須相對的人性化、生活化,它有更多的觀點可以重新看待過去的所有人事地物。
        《少年噶瑪蘭》既已出版,我的讀者們是否能從中獲得閱讀的樂趣,能否感受一些美感,甚至從中獲益,自己不敢預料;但顯然地,撰寫《少年噶瑪蘭》是我四十歲之前最痛快淋漓的一件事,我看到自己又向前跨了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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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 2020-06-08  分享到:   推到Facebook  推到Twitter  寄給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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