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日落臺北城》‧《臺灣小兵造飛機》

壹、前言

　　臺灣，歷經荷蘭、西班牙、日本等外來政權的統治，是深具殖民色彩的島國。尤其日本統治臺灣近五十年，無論是公共設施，甚至語言、藝術與文化各方面，至今仍舊隨處可見遺留的影響力。雖然，這些外來政權已然遠去，但被殖民的經驗，卻仍透過文化的幽微力量，影響臺灣人們看待自己、認同自身國族與價值的方式。因此，身為在臺灣生活的一份子，無論是成人或是兒童，都有理解過去殖民歷史的必要。

　　先前，在歷史小說的部分，我們曾為讀者介紹過以八年抗戰為背景的《小婉心》，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在大陸，主角也同樣是在大陸出生長大。這次所要介紹的《日落臺北城》與《臺灣小兵造飛機》，則是以日治時期的臺灣人為角色。這兩部歷史小說姐妹作，討論的正是「殖民」所帶來的種種議題。而這樣的小說，在今日的臺灣青少年小說閱讀中，具有何種特別的意義，又帶來什麼啟示，將是本回青少年小說巡禮的重點。

貳、書籍概要

　　《日落臺北城》與《臺灣小兵造飛機》兩書，作者皆為周姚萍，先後出版於1992 年8 月與1994 年10 月。

　　《日落臺北城》描寫日治時期的臺北，合租房子的陳、林兩家的生活。陳家的祖父為臺灣割讓之初的抗日義軍，不幸陣亡沙場，孫子家榮與家興自幼耳聞父親提起此事，因而產生了深刻的仇日情結。故事自昭和11年（西元1936 年），家榮在街上與日本攤販起了衝突，在被日本警察逮捕後脫逃揭開序幕，至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為止。

　　《臺灣小兵造飛機》則描寫臺灣於日本皇民化時期，歸化日本，前往日本參軍的一群臺灣少年們，到飛機工廠裡為日軍打造戰機的經歷。情同兄弟的臺灣兵，在日本的異地生活所遭遇的諸多事件，讓他們開始意識到，即使換了日本名、赴日本從軍，卻仍舊是個「異國人」，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身分。

　　兩作書末皆附有相關的資料、人物訪問與老照片，除了是珍貴的史料，也幫助讀者更能夠融入書中的歷史情境。

參、文本分析

一、鋪陳戰爭帶來的啟蒙與成長

　　《日落臺北城》以「家庭」作為故事的主要場景，描寫兩個共宿家庭中成員們的日常生活。角色的經營上，《日落臺北城》中除了少女秋雲以外，沒有特別的比重，採用平均多角的觀點來呈現事件。作者費心描寫了不同年齡、性別與生活階層人們的生活面向，試圖以各種不同的面向來日治時期帶來的複雜時代情感與記憶。《日落臺北城》的時間跨度約達十年，在如此漫長的歲月中，青年家榮、少年家興，少女秋雲，兒童大順與秋英等主要角色，在生活中體會了異族統治的壓抑與戰爭的可怕，而獲得了啟蒙。看似平淡，《日落臺北城》卻入微地反映出日治時期未接受日本同化的臺灣人的卑微、刻苦與心酸。

　　《臺灣小兵造飛機》則是以日本軍隊中的團隊生活為主要場景。「造飛機」的獨特取材，提供了一個看待戰爭的不同視野。在時間上，《臺灣小兵造飛機》的少年，則是在日本1945 年投降前三年的1942 年抵達日本。這些少年是以臺灣的歸化日本的菁英身分前往日本參軍，而故事的場景也全在日本，恰與《日落臺北城》中以描寫未受歸化的反日臺人生活，產生時空與角色上的對比作用。少年的天真，與戰爭的殘忍冷酷，則形成了強烈對比。平日在工廠工作的他們，對戰爭仍多無深刻體認，直到參與了轟炸後的救災工作，親眼目睹可怕的傷亡，才真正理解了自己單純投入製作的武器，會帶來多麼可怕的後果。

　　相對於《日落臺北城》藉由時間的跨度來呈現角色的成長變化，「錯位」(Misplacement) 的技巧，則是時間跨度較短的《臺灣小兵造飛機》，用以鋪陳少年們啟蒙過程的寫作策略。真實歷史中的這群臺灣小兵，未必見得在戰爭的過程中，有如書中角色們所經歷的身分認同矛盾。但在小說中，作家可以讓角色們身處異地，藉使產生空間與情感上的文化差異，使之成為角色的心理困境。透過困境所帶來的痛苦磨難，角色因而能夠藉此產生心理的轉折（例如成長或墮落）。身處異地而以日本人自居的少年們，卻受到日本「同胞」的排擠，也發現自己製造的戰機，被用來攻打臺灣的元祖國―大陸，而陷入了身分認同的迷惘與省思。

二、呈現複雜的臺日人關係

　　日本殖民臺灣，並非只對臺灣人造成生活上的衝擊，來臺的日人也同受影響；在當時獨特的時空與國族關係下，臺日雙方人民發展出也錯綜複雜又微妙的相處關係。身為殖民霸權國的日本人，必定對臺灣人毫無同情嗎？在這兩部作品中，作者直接給出清楚的答案：《日落臺北城》中秋雲的老師伊藤、愛上秋雲的高橋弘、《臺灣小兵造飛機》裡的小雪等便代表了對臺人友善的日人。而臺灣人亦有不少親日者，甚至迫害自己的臺灣同胞，例如《日落臺北城》的四腳仔。

　　此外，作者更分別在兩部作品中，鋪陳了幾段兩性／戀愛關係，突顯了當時臺日人間特殊的相處關係，也讓小說劇情更添張力。《日落臺北城》中秋雲與純情善良的敢死隊員英夫間似有若無的純愛，因高橋殉難而蒙上了一股惆悵哀傷；《臺灣小兵造飛機》裡的風間鶴的母親，與風間鶴部隊指揮官的川崎岩二無疾而終的愛情，為他帶來了受人嘲笑的私生子身分，亦點出了戰爭時期身分間差異所帶來的無奈。

肆、閱讀空隙

一、歷史小說的難為

　　寫作紀實性小說的難度，往往一般人比想像的高。原因在於作家／作品承載著記錄、反映真實事件的責任／企圖。要如何從浩繁的史料中擇取值得呈現的素材，並將之以想像串綴成合情入理，又須能產生高潮迭起、引人入勝的劇情，對寫作者來說，是一大挑戰。篇幅有限，思緒無窮，最怕的是貪多卻僅能輕輕帶過，缺乏深刻性。就《日落臺北城》與《臺灣小兵造飛機》兩作品來說，在極為有限的字數中，嘗試表現日治時期多樣化的身分認同與族裔關係，須以淺顯的文字讓少兒能理解與喜愛，卻不至於單薄，實屬難能可貴。惟仍有太多礙於篇幅限制，而未能延伸書寫的細節，留待導讀者或讀者進行填補――這也同時產生了更多閱讀的樂趣。

　　例如，在《臺灣小兵造飛機》中，豋場的臺灣孩子們，都已改了日本名字。故事中雖提到「……至於取一個日本名字，在當時更是足以自誇的事……」( 頁18)，卻沒有提到這些孩子改名字的過程，並以實際的劇情來呈現那種自豪的心情與轉變，或者與其他未改名孩子之間的差異。在閱讀的過程中，我自然地不斷揣想，這些孩子的臺灣姓名是什麼？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名字？而與其他未改名的臺灣孩子間，又產生什麼樣的關係呢？

　　又如兩部作品中，皆描寫了日本軍人對臺灣女子的癡情，頗令人動容。在兩性關係上，我們可以看見作者擇取了較為正面、溫情的面向來呈現。這樣的劇情，無非是要強調戰爭與現實的殘酷，許多分離都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發生。然而在閱讀的時候，我們也要對這樣的書寫保留再思考的空間。實際上日治時期的兩性關係與女性地位也是產生遽變，快速現代化的時期。單一化的描寫固然可以突顯日本男性／臺灣女性純良的一面，但也產生了過於理想化呈現的可能。

　　在閱讀、思考寫實小說（包括歷史小說），我們必須要十分警惕，因為即使是一部優秀的作品，所能夠呈現的面向與細節終究有所侷限，依賴單一部小說便企圖理解一個時代，絕無可能；讀者必須要依賴對其他歷史事件更全面的了解，才能夠避免這些侷限所帶來的偏狹，豐富對一部作品的理解，也避免因文字帶來的想像而過度偏離了史實――這是對一部歷史小說作品抱持尊重的態度。是以，帶領閱讀後的討論，是重要且必要的。因此，這樣的作品也考驗了帶領少兒進行閱讀討論者本身的歷史涵養與觀點。

二、深入時空語境

　　在《日落臺北城》的序文中，有一段有趣的敘述：作者在為故事進行資料採集的過程中，訪談了幾位曾歷經日本殖民的長輩，他們在聊起往事時，懷念追憶的心情遠大於警惕批判，這個結果令作者相當震驚，甚至憤怒。( 頁10) 其實，相信有不少人也有相同的經驗。身分認同、國家認同、族裔認同，無論名詞如何變換，說到底，終究是個人的選擇，但為什麼我們對於殖民的歷史要這麼重視呢？尤其像臺灣這樣一個於國際上居處政治弱勢，資源短缺的小島國來說，是否能夠團結一致，攸關國族存亡。在青少年小說閱讀中提起此般議題，似乎有些過於沉重，但仍可以是具有意義，饒富趣味的討論。這正是我們重新回顧殖民歷史的原因――不是為了單純承繼對日本據臺情感上的仇恨，而是能夠從史實和前人的情感中，得到更多的反省啟發。也因此，對於歷史的時空語境能有越清晰的理解，對於小說中的角色也越能掌握與詮釋。

　　日本治理臺灣，約可分為三個時期：1895 至1915 年間，為始政（無方針）時期。1915 年至37 年，臺灣處於日本政府的同化（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37 年至1945 年，則屬「皇民化政策時期」。需注意的是，在始政時期，日本對臺灣的反日活動進行了多次武裝鎮壓，到了同化時期，武裝抗日活動已經大量減少，只剩零星的事件；日本為了增強臺灣為日本投入戰爭，政策上將臺灣視為日本國土的延伸，開始對臺灣的民眾進行教化，使之逐漸習慣日本身分與統治，成為效忠日本的日本國民。到了皇民化時期，更極端地強迫臺灣人說日語、禁止使用漢語等方言，並鼓勵臺灣人更改為日本姓氏，將享有較多的權利與福利，徹底轉化國家與身份的認同，使臺灣人效忠日本天皇，進而為國家效忠、參與戰事。

　　「殖民」可怕之處，不只在於人民需生活在外來的國家體制與社會規範，更令人懼怕的是在於文化霸權的施展。殖民者往往是透過自身的文化來支配殖民地的文化，創造了一種階級化的文化優劣差異，也就是葛蘭西（Gramsci）所指出的霸權（hegmony）（注1）：日本（人）是較臺灣（人）優秀的，以致於語文、教育、藝術，都必須學習日本。臺灣人不能說自己原來的語言，不能穿自己原來的服裝，甚至被暗示改為日本姓名是更為優越的。這種文化意識一旦深入人心，將會造成受殖民者內部的相互分裂、排擠與迫害；而且，最為可悲的往往是，不管被殖民者如何轉換身分、認同霸權者，終究仍被視為次等國民；無論選擇是什麼，最怕的是受到霸權者的擺弄、壓制，甚至迫害而不自知。

　　單就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來看，發動侵略戰爭的出發點確為令人髮指的錯誤，也是國家優越意識過度膨脹的結果。臺灣人民並非出於自願歸化日本，而是在日本政府長期以高壓式、有計畫施行各種具有「洗腦」作用的文教政策而達成的。在整體大環境的氛圍與施政者有意識的操弄，一般老百姓大多只能求自保，哪還能想得了太多？為了生存，回到了生命最原始也最本能的需求，事實上也難以譴責。若能站在大時代下卑微的被殖民者立場，或許我們就不忍苛責有那麼多緬懷日治時期，曾經認同日本身分的臺灣人了。理解了這樣的歷史脈絡，我們再回到《日落臺北城》與《臺灣小兵造飛機》，面對改換日本名的臺灣人、欺壓臺灣人的日本人或臺灣人，執行殘酷任務的軍人，其實皆受發動戰爭的獨裁者、霸權者的操弄，也都有身不由己的悲哀；我們將不再以「好人」「壞人」等二元對立的絕對觀點來論斷這些角色，而能夠有更多的同理心。

伍、結語

　　《日落臺北城》與《臺灣小兵造飛機》，無論從觀點立場，與故事發生的場域，以近於對比的方式，呈現「反日者」與「歸順日本」兩方臺灣人的處境，不僅為讀者提供了重新檢視日治時期歷史的機會，更提供讀者對自身看待該時期人事物的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進行後設認知的契機。甚至，當我們帶領青少年，對這樣的歷史小說，進行批判性（在此批判並非為抨擊、給予負面評價之意，而是保持合理開放的質疑與省思）與填補空隙的閱讀時，我們也獲得了帶領他們進行媒體閱讀教育的可能，讓他們在面對現今多樣而具有高度意識與價值操弄的新聞報導、廣告與政治語言之際，能夠多幾分保持清醒、進行求證與思考判斷的能力。

本文經同意轉載自國家圖書館出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102年8月號第176期，頁33-37。